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交焦虑问题,社交焦虑对大学生的学习与社会适应等多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即使尚未达到社交焦虑障碍的程度,由社交焦虑引起的情绪困扰仍是大学期间学生最常见的情绪问题之一。
前人的研究指出,情绪反应性过高和情绪调节异常是社交焦虑障碍的核心特征。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高-低社交焦虑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对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个体社交焦虑问题较为严重,而情绪问题一直是社交焦虑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社交焦虑个体情绪反应性高和情绪调节异常。
研究以国内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和行为实验的方法,通过对比高-低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差异,以及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差异的影响因素的探讨,对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问题进行了较为综合的考察。
根据Gross等人的看法,在研究情绪问题时,可以从情绪产生和情绪调节两个层面进行。在研究最后的讨论中,我们将在情绪产生层面探讨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反应性,在情绪调节层面探讨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社交焦虑与情绪反应性
情绪反应性,作为情感风格的重要方面,与个人的人格、气质、精神病性密切相关。在精神病理学方面,个体的情绪反应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交焦虑个体存在着许多情绪问题,情绪反应性过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在研究中,我们通过问卷和行为实验对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反应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结果发现,社交焦虑大学生确实存在情绪反应性过高的问题,且根据量表的维度,具体表现在HSA大学生显著具有更高的情绪敏感性、情绪持续性和情绪强度。
这样的特性可能导致社交焦虑大学生在面对某些中性刺激时(敏感性)也产生较为强烈(强度)且持久的负性情绪,从而引起一系列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并且我们通过行为实验进一步的发现,HSA大学生对社交类型刺激表现出特殊的情绪反应性。
从情绪产生的层面,情绪产生的过程模型指出情绪产生有四个阶段,情境、注意、评价和反应大学生中谈恋爱心理差异,结合社交焦虑个体的认知特点,我们尝试从这个阶段对社交焦虑个体的高情绪反应性进行解释。
在情境知觉的阶段,社交焦虑个体由于其感知到的高社交标准和其较差的确立社交目标的能力,使其一旦置身社交情境中,就觉察到更多的外界环境中社交刺激和唤起内在的社交恐慌。
而在注意阶段,根据本实验和以往研究的发现,社交焦虑个体对社交类型的刺激,特别是威胁性刺激,存在选择性注意偏向和特殊的敏感性,这导致他们更多去注意外界环境中社交刺激,从而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力去注意到其他的中性或积极刺激。
同时,社交焦虑个体表现出更高的自我关注,而这样仔细的监控自己往往使其生成过于负面的自我形象。
在评估阶段,由于社交焦虑个体负性的自我知觉、过高的社交成本认知、认为自己情绪控制能力较差及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等认知特性,从而对情绪刺激的意义做出错误的评估。
最终在反应阶段生成更加强烈的体验、行为以及生理共同组成的情绪反应,体验到更加强烈的情绪强度,表现出更高的情绪反应性。
而这样强烈的情绪强度,往往为负性情绪,又加深社交焦虑个体对于自身的负性认知和对社交环境的恐惧。
根据上述描述,我们推测社交焦虑过高的情绪反应性,可能是由于社交焦虑个体的认知特点造成的大学生中谈恋爱心理差异,同时,过高的情绪反应性带来的高强度的情绪体验又将对社交焦虑个体的认知产生负面的影响。
社交焦虑与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在情绪调节的层面,社交焦虑个体情绪问题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是情绪调节异常,根据Gross等人提出的情绪调节拓展模型,情绪调节中共有三个主要阶段,识别、选择和执行,在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情绪调节出现异常。
在研究二中,我们考察了高-低社交焦虑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差异和情绪调节效果差异,其中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发生在拓展模型的选择阶段,特定策略的情绪调节效果更多是执行阶段个体使用某种特定策略的能力的体现。
研究结果发现,在面对社交类型材料时,HSA大学生比LSA大学生显著更多的选择了回避策略,更少选择了认知重评策略。而在面对物理类型材料时,两组被试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却不存在差异。
整合实验一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社交焦虑大学生对于社交类型刺激材料特殊的敏感性。其次,我们还发现,高-低社交焦虑大学生在面对物理-社交类型材料时使用回避策略的调节效果不存在差异,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效果也不存在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HSA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回避、认知重评)的使用能力不存在问题,与健康大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研究二与情绪调节拓展模型,我们可以发现,社交焦虑大学生似乎在情绪调节的执行阶段不存在问题,并不缺乏对应策略的使用能力。
情绪调节的问题更多的出现在选择阶段,具体的说,在面对社交类型刺激材料时,相比于健康大学生,社交焦虑大学生表现出反常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模式,显著更多的选择了回避策略,即使刺激材料为低强度。
回避策略能够给个体带来立刻的放松大学生中谈恋爱心理差异(中俄茶文化差异比较谈),在实验中选择回避策略,被试将不用再次观看负性情绪图片,但是许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回避策略是不具有适应性的策略,与一些负面的心理和生理结果相关,回避策略并没有真正面对情绪问题。
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策略的适用性不能简单根据策略本身断定,而要根据情境因素,策略具体如何被使用进行判断。
我们对认知重评策略与回避策略的调节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相比于回避,被试在使用认知重评后的积极情绪更多,消极情绪更少。这表明,在当前情境下,被试在使用认知重评后的情绪体验更好,更好地实现了情绪调节目标。
在短期效果来看,认知重评为更加具有适应性的策略。且认知重评策略对情绪事件进行了充分的处理,更加具有长期适应性,合理的使用认知重评的策略,在达成情绪调节目标的同时,还能够增强个体的心理灵活性和情绪幸福感。
综上所述,我们推断,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问题更多是因为他们在面对社交类型刺激时,情绪调节的选择阶段选择了类似回避等不具有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在执行阶段,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能力并不存在显著的匮乏。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实验三中,我们对社交焦虑大学生情绪反应性及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根据实验一的结果,社交焦虑大学生存在着较高的情绪反应性,而根据情绪反应性的相关的定义,情绪反应性高的个体将体验到更高的情绪强度,而更高的情绪强度将在评估(V)步骤中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
由此我们推测个体的情绪反应性会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在实验三中,我们结果并未体现情绪反应性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
此外,实验三中,我们对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行了考察,虽然发现高-低社交焦虑大学生之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但并未发现其与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结果不符合我们最初的预期,但根据情绪调节拓展模型,选择阶段分为四个步骤:世界(W)、感知(P)、评估(V)、行动(A)。
任何一个步骤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出行问题。对于这个步骤的探讨,还可以整合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理论。
最后,在行动(A)步骤,个体可能由于缺乏使用特定策略的自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更低,而无法顺利生成使用某策略进行情绪调节的目标。
所以研究认为,社交焦虑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异常,更多的选择回避策略,可能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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